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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8-10-06 20: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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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八年抗战,实际是以巨大的牺牲拖住了数量最多的日本军队,熬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的转机,最后获得胜利。在八年抗战中,美国的援助有力帮助了中国抗战。《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是已故的任东来教授(1961-2013)博士论文的增订版。该书以丰富的中英文一手文献资料为基础,对抗战时期的中美抗日同盟关系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学术研究,迄今仍是该问题研究的最权威的学术专著。本书围绕美国对华贷款这一线索,认为美国对中国的援助在那严峻年代的关键时刻,对抗击日本侵略是起了作用的,但这种援助从本质上说是美国推行对外政策的杠杆,抑制国外敌对势力的武器,支援国外朋友集团的筹码,它服从于美国近期或远期的国家利益。

  书中揭示,美国对中国的援助,经历了有限援华(1937年7月-1940年9月)、全面援华(1940年9月-1941年12月)、以及中日抗日同盟(1942年1月之后)阶段。抗战爆发后,1937年底,摩根索就在罗斯福支持下,从中国购买白银。在抗战开始后的第一年里,美国从中国购买了1.38亿元的白银,其中的4800万美元由于采购战争物资。其后,又有桐油贷款、华锡借款和钨砂借款。这些借款鼓舞了中国的抗战士气,但它不是中国最希望得到的平准基金贷款,没有满足中国稳定通货的首要需求;其次,它是小额商业贷款,不能采购军火。为了偿还借款,中国政府不得不在国内用大量法币收购锡、钨等矿产,而法币的来源只能是印钞机。因此,美国大使詹森1940年10月指出,美援“是以高昂代价提供的,它正在吸尽这个国家的钱财和资源,而这些东西本来是可以支持通货遏制物价飞涨的”。

  随着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进一步扩大,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有限援助也发展为全面援助(1940年9月-1941年12月),具体援助包括一亿美元贷款。1941年3月11日,罗斯福签署了租借法。再次阶段,中国获得的美援与英国获得的美援相比少得可怜,但是,美国对这些物资的控制却很严格。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中美两国一下子成为共同抗日的盟友,美国的援助力量进一步加强。史迪威挟美援自重,让蒋介石忍无可忍,向美国发出了最后通牒,使得美国调回了史迪威。其后接任的魏德迈,就与蒋介石合作得很好。

  而《瓜分波兰》(乔治·肖·勒菲弗著,中国画报出版社)一书显示,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波兰被瓜分有着密切关系。波兰被瓜分前,是欧洲的大国,充当俄国、普鲁士与奥地利三大强国的缓冲国。这时,欧洲战争充其量就是争霸战争。但是,1772年、1793年和1795年,波兰被三次瓜分。之后,俄国、普鲁士与奥地利三大强国接壤,失去了缓冲。从此,争霸战争成为统一战争的附属品,统一战争成为欧洲战争的本质形态。因此,更大规模的洲际战争或世界战争就不可避免。

  与《瓜分波兰》相比,《亚历山大战史》(阿里安著,中国画报出版社)中的战争离今天更遥远。本书以马其顿崛起、亚历山大东征、波斯帝国灭亡和希腊文明东传为主线年亚历山大率马其顿大军经地中海东岸南下,征埃及,伐小亚细亚,席卷波斯,攻入印度,建立亚历山大帝国的全过程。作者阿里安根据古代流传下来的史料,深入研究了亚历山大东征的主要战役,分析了亚历山大的战略思想、指挥艺术、布阵技术、多兵种联合作战战术,并讴歌了他身先士卒、与将士同甘共苦的精神。

  如果说,《亚历山大战史》是以亚历山大个人为主线呈现古代的战争,那么,《地中海战史》(文聘元著,商务印书馆)则是以地域为核心,呈现长时间段所出现的战争。在作者看来,地中海文明是伟大而辉煌的,它创造了人类文明最初的法律、架构起人类早期的民主制度,它成就了古希腊罗马文明。书写了人类智慧的新篇章,它开启了人类贸易的先河,奠定了古代贸易和商品市场,它突破世俗的生活,创造了诗、歌剧、艺术和哲学……它是欧洲文明的源头,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祥地,然而它又是苦难的救赎地,资源的匮乏与争夺导致生命的无常与生存的苦难,奴役与流亡又加重着族群的不祥与命运的莫测,这里成为人类几大宗教的诞生地。众神被活着的生命创造出来,救赎成为人类安详的期待……在作者笔下,地中海文明将战争演绎得淋漓尽致,而“南海文明”向往和谐,以多元共存,信仰自由为原则。这一论断固然有其合理之处,但西方学者不一定会赞同。

  印刷术的起源、发展乃至变革,几百年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起源越早越好”的预设更让当代学者的结论与历史的真实渐行渐远。

  最近出版的两部著作,却逐渐廓清了印刷术发展史上的种种迷雾。其一是辛德勇的《中国印刷史研究》。根据该书的考证,中国印刷术起源于唐代中期,唐代末年到五代时期,印刷术从民间进入精英阶层。这本书反驳了一个流行的观念,即清代以前尤其是明代时期,已经出现了铜活字印刷术。而辛德勇认为其并未出现,只是在铜版纸片上放置泥活字、木活字或者锡活字。到了清代,因为解决了木质受潮的问题,且铸造方便,成本低廉,中国都是以木板印刷为主。

  辛德勇指出,中国没有诞生铜活字印刷,“这样的看法,很多中国人可能在情感上不愿意接受”,但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近代以来西方印刷术对中国的影响,同时也能理解,“中国从‘传统书业’至‘现代出版’的转变,进一步引发图书文化一连串的变动,导致了印刷、装订等方面区别于古代出版的一系列技术变革”。

  另一本著作《铸以代刻:十九世纪中文印刷变局》则以近代来华教士的活动为中心,通过廓清早期传教士建立印刷所、书院、书馆等机构的文化活动,探讨西式活字印刷技术取代中国传统的木刻印刷术的全过程,重现近代早期中国印刷的变局。其时间跨度达半个多世纪,作者苏精曾负笈英国攻读“书目、校勘与出版史”,这使他既有专业的研究方法,也有机会阅读海外的英文档案。

  1807年1月31日,基督教新教传教士马礼逊离开伦敦,告别亲友,绕道美国前往广州。马礼逊来华之时,清朝政府余威犹在,天朝上国的自豪感使得外国人受到诸多限制。因此,马礼逊为了完成“上帝的事业”传播福音,不得不采取迂回政策,在马来半岛的马六甲地区进行宗教书籍的印刷,然后再想办法让书籍流通到中国内地。

  在印刷书籍的时候,出于成本的考量,马礼逊舍弃了中国传统的木刻印刷,开始改用西式的铸造活字印刷。英文字母只有26个,只要将这些字母进行拼接,就可以组成不同的单词。但是,中文却必须要每个字都进行雕刻,这也就导致铸造的时间和经济成本都非常高昂。马礼逊在澳门住宅成立了“马家英式印刷所”,铸造中文活字,印刷基督教小册子和介绍知识、新闻的期刊。他开创了中文活字印刷的尝试,同时也为后来者奠定了传教和印刷事业的基础。

  为了满足西方的商业利益,早先来华的传教士必须印刷介绍中国语文字典和风土人情的图书,以方便接近熟识政府官员和有地位的人。马礼逊花费了五年的时间来编写中英字典,并由东印度公司专门在澳门建立印刷所进行刊印。为了将中英文合在一起刊刻,印刷者不得不牺牲英文部分,迁就字体较大的中文文字,造成了空间的浪费。

  为了向更多的人宣传教义,传教士必须对印刷的速度进行改良。在19世纪初年,巴黎的铸字师傅李格昂在汉学家包铁的协助下,打造出了一种按部首偏旁拼合汉字的方式,即只打造通用的偏旁部首,然后将其拼接。最终减少了字模,节省了成本与时间。

  这样的印刷方式,让汉字并不好看,每个字的大小、部位和美观上不成比例和匀称,这无法让中国人接受。因此,巴达维亚印刷所的台约尔不得不继续改进技术,打造一种台约尔小字,既节省了印刷成本,也让字体更加美观。到了1850年,台约尔共打造了5000个活字,深受中国人的欢迎,使用者还扩大至传教士以外的报社、政府与民间印刷业,成为了后来一直使用的一种活字技术。19世纪中叶,伦敦会创立的墨海书馆继续改进台约尔活字技术,增加活字字模,印书总数呈直线性上涨。“木刻和西式活字印刷的消长差距,在华人的惊叹声中又拉开了一大步”。

  此后,西方的印刷机进一步在中国普及,让中国彻底抛弃了传统的木刻印刷技术。美国长老会所设立的美华书馆进一步将机器印刷发扬光大,主任姜别利为配合中文印刷技术还发明了电镀铜板。电镀铜板类似于中国的木刻雕版,只不过它比木刻雕板更加便宜,铸造起来也更为迅速,还能不断复制。姜别利后来成功将西式设备、汉文活字和技术卖给上海道台丁日昌。从丁日昌开始,美华书馆的汉文活字陆续有了中国官商、海关与在华外人的顾客。

  由此,西式活字终于在与木刻印刷的竞争中超越并取而代之。西式印刷术对中国人读书习惯最重要的变革,就在于降低了图书成本,使知识普及范围空前拓展;其次,是图书体积缩小,版面趋于简化,之后又采用洋纸两面印刷,图书从此由线装改为平装或精装,直立插架代替了平面存放,书脊朝外并印上书名作者。

  《铸以代刻》一书还原了近代“西学东渐”时代的印刷变局,也力图将近代传教士建立印刷机构的过程、运行方式、经费来源、人员纷争、印刷品内容和传播范围等内容进行考证分析。其目的虽然是研究印刷问题,却连带将近代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也进行了详细的叙述。不过,或许由于作者“野心太大”,在某种程度上也造成了该书信息量繁杂,遮蔽了印刷变革的主线,增添了阅读和理解的困难。

  “各是所是,各非所非,恩怨相寻,冰炭互角。”在中国历史上,明末堪称是党争最高峰,故有“明朝毁于党争”之论。

  其实,惩于宋代灭亡教训,明代统治者对朋党问题高度警惕,朱元璋在《大明律》中明确提出:“若在朝官员交结朋党,紊乱朝政者,皆斩,妻、子为奴,财产入官,凡诸衙门官吏,若与内宫及近侍人员互相交结,漏泄事情,夤缘作弊而符同奏启者,皆斩,妻、子流三千里安置。”

  为避免朋党,明廷对官员管理比较严格,除科道监察外,强化了宦官干政,使官僚体系与内官体系相互制约。此外,不设宰相,以避免专权;台谏可风闻言事,强化监督;监察官品秩低,却赋予重权,甚至“与辅臣等”,挑拨大官与小官互斗……种种安排,均不利于结党营私。

  对此,不同人会有不同的见解,相关著作汗牛充栋,而《朝廷与党争》的特色在于史料特别丰富,呈现出历史本来的广阔与多元。通过本书精描的一个个细节,不难看出:明末党争是逐渐形成的,它是制度缺陷与管理者缺陷相互激荡的产物。

  明代中后期皇帝缺乏实务能力,过度依赖官僚体系,一旦双方意见冲突,官员们常以集体辞职相抗衡,皇帝无可奈何,只好拉拢首辅以治官。

  明代抑相权,首辅也没有自己的合法团队,欲实现有效管理,只能依靠官员,所以首辅的立场摇摆不定。明神宗甚至向首辅王锡爵说出“朕为人君,耻为臣下挟制”这样的软话,可王最终还是倒向了官员们。

  冲突给了官员们以存在感,所以他们有动力将意见冲突动辄上升为观念冲突,因此形成观念先行、藐视实务的氛围。在各种社会危机面前,明代官员的注意力反而集中在皇家废长立幼、册立妃嫔之类琐屑小事上,而争这些所谓的“国本”的意义在于:逼皇权不断退后,无法再有效监督官员。

  明代中后期皇帝也很关注实务,明神宗曾是:“今内外章奏每日朕自亲览,应行的朕自批拟。”可没有自己的监察团队、执行团队,独立批阅章奏又有什么价值?无非是用自己业余的行政经验,去对抗专业官僚们的欺瞒。

  执行力下降,无法“一竿子插到底”,这是体系升级后,管理者必然会面对的困境,只是作为封建皇帝,明代君主无法超越时代限制。

  遗憾的是,在制度短板面前,明代中后期皇帝们表现得过于任性。以明神宗为例,既想推翻“嫡长继承”的祖制,又不敢担责任,他反复食言,得过且过,这就将主动权交给了官员们。

  终于,经过持续冲突,博弈出了最坏结果——皇帝、首辅、官员均用不负责互相收买,共同开启了权力失序之门。于是,最粗糙、最不公平的组织方式——党争得以上位。以致到后来,无党争,则日常行政亦无法维持。

  《朝廷与党争》中的材料特别丰富,每个读者都能从中得出自己的见解。好在,读史就是一个不断寻找线索、不断推翻线索的过程,而正式通过一次次寻找与推翻,方能磨砺出见识与宽容。

  6米长的肃州龙成了大内侍卫的坐骑,体长一米左右的鹦鹉嘴龙被唐代的小孩子们当宠物养

  人类集体重返白垩纪,与一亿年前的恐龙狭路相逢,不同时期称霸地球的两个物种激荡出剧烈的火花。古生物学者、恐龙科普作家邢立达首部科幻长篇小说《御龙记:史前闯入者》讲了一个中国古人们与恐龙一起生活的故事。

  邢立达的本职工作是古生物科研,作为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副教授,大部分时间在全国各地下田野挖掘。他在加拿大艾伯塔大学和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取得古生物学硕士、博士学位,此后师从董枝明、PhilipJ.Currie(电影《侏罗纪公园》的主角原型)、徐星、万晓樵、张建平、李大庆等知名恐龙与地质学者,主要研究恐龙等脊椎动物,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基金等项目。

  同时,邢立达还是网络时代中国古生物科普的先驱者,高中时期便创建中国大陆第一个恐龙网站。2013年开始,邢立达在缅甸北部出入战区和琥珀集市,探寻世界上最珍贵的中生代脊椎动物琥珀,并在2016年发现了全球首例琥珀中的古鸟和恐龙,为当年全球最受媒体关注的科学发现之一。他身上有着多个标签:“首个发现琥珀中的恐龙化石的人”、“恐龙学科普第一人”等,还一度被称为“网红科学家”,而科学家写科幻小说,更是令人称奇。

  悉心研究恐龙多年,邢立达将自己对于恐龙的全部狂想倾注于《御龙记》中,构建了一个读者从未见过却又无比熟悉的世界,一切是那么不可思议又理所当然。我们所看到的《侏罗纪公园》里巨大、危险、暴戾且杀伤力十足的生物,实际上只是恐龙家族的一小部分,还有无数形态不一、性情各异的恐龙未被我们认识。在《侏罗纪公园》等电影中,人类一旦与恐龙相遇,就难逃被吞食的命运。《御龙记》完全没那么恐怖,6米长的肃州龙成了大内侍卫“金吾侍”的坐骑,性格温良适宜驯养的鸭嘴龙类成了人类的食物,体长一米左右的鹦鹉嘴龙被唐代的小孩子们当宠物养。

  《御龙记》不仅全方位地展示了一亿年前地球统治者的面貌,而且颠覆人们一直以来对于恐龙的固有认知,算是一部专业的恐龙科幻类型小说。小说诞生的背景源于邢立达对人与恐龙共生的猜想,他说,“我们如果没有考虑到恐龙演化成智慧生命,如果恐龙还活着,我们可以怎么去利用,怎么跟他们在一起相处。”所以《御龙记》讲述的是千年一次,人类集体重返白垩纪,与一亿年前的恐龙狭路相逢,不同时期称霸地球的两个物种激荡出剧烈的火花。生活在史前的人们骑龙、吃龙、驯养龙……建立了一个骑在龙背上的文明,这里的一切带着鲜明的龙的印记。《御龙记》与其他同类题材的科幻小说不同之处还在于创作者学者的身份背景让书中对包括恐龙在内的古生物的描写,以及对白垩纪自然生态的描述,都有着严谨的古生物学依据——小说里新疆绝不会出现一只霸王龙。

  知名科幻作家刘慈欣为《御龙记》所写的序言中幽默地说,我们古代有“马背上的民族”之说,这部小说写了一个“龙背上的民族”。这不是在开玩笑,“在现实的历史中,马的驯化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强劲动力,也是决定人类历史走向的重要因素,而恐龙,无论是力量还是种类的多样性,都远胜于马匹”,那么当唐朝人与各种恐龙相处后,会发生什么样波澜壮阔的史诗呢?

  刘慈欣同时也提出了一个许多人心中都曾有的猜想:人类从出现到进化出文明用了不到百万年,恐龙的时代是这段时间的上百倍,那么我们会顺理成章地想到,曾经出现过恐龙文明吗?进而思考,“人类是地球上唯一进化出文明的物种,而曾经有过一个物种,在地球上繁衍了一亿年,仍然没有进化到文明阶段。这是否能让我们认可这样一个结论——文明是一种纯粹的偶然现象?”

  那么恐龙的时代是否出现过恐龙文明呢?邢立达看来,目前科学的结论是否定的,恐龙的化石和脚印留到了今天,而至今也没有任何发现有关恐龙文明的蛛丝马迹。当人类与称霸地球的恐龙狭路相逢,最有可能的结果便是人类驯化了恐龙,骑在了龙背上。邢立达作为专业的古生物学者,他在小说《御龙记》中也彰显了自己严谨的科学态度,书中没有不着边际地描写恐龙文明,而是写出了最真实的人与恐龙的关系,人和动物是如何相处的,人和恐龙就是如何相处的。

  当然小说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之外的思考:恐龙作为一种神秘的、统治地球超过1.5亿年的巨大生物,在与人类文明正面碰撞时,真的会面临被圈养、被驯化,或是互相残杀的局面?这部小说邢立达写了十年,写作之余他也常常思考,如果恐龙当时没有灭绝,如果它们繁衍到今天,进化出了高等文明,那又是什么样的一个世界?我们人类用十进制,因为我们有十根手指,那么恐龙有三根手指,是不是就会使用三进制呢?如果我们与这样的恐龙相处,又会发生什么故事呢?可能我们还要“感谢”恐龙,如果不是恐龙的灭绝,地球是否能形成如今哺乳动物主导的局面,恐怕也不会进化出人类智慧的文明——这也是穿越漫长的时间我们与恐龙躲不开的一丝关联吧。

  众所周知,自完成《三体》后,大刘就一直没有新作。科幻迷翘首期盼,沉寂多年的刘慈欣终于再度启程,创作了全新短篇《黄金原野》,就首发在这本科幻小说集《十二个明天》。

  《黄金原野》是一篇从标题就开始刺激读者的科幻作品。不同于《三体》三部曲中令人眩目的技术设定,本作中的技术背景很“普通”:宇航时代的人体冷冻技术。然而在如此没有新意的框架下,刘慈欣依然导引出了一个宏大的内核图景,探讨了苍茫宇宙中人类作为整体的命运而产生的触动。当有一天,人类对宇宙失去了探索欲,如何唤醒沉浸于虚拟世界的人性?这篇作品文字细腻,节奏明快,结局出人意料。很显然,大刘并不是在写《三体》续,对看惯他旧作的读者也许是一次挑战。

  《十二个明天》总共12篇作品,其13位作者,都是雨果奖、星云奖(美国)、轨迹奖等奖项得主,更有5位是雨果、星云奖双料得主。

  获得2016年美国最佳科幻奇幻小说的黄士芬,拥有麻省理工学院学位、擅写数学超级英雄小说。同时,她也是知名好莱坞女演员和枪械专家,参演过《太空堡垒卡拉狄加》和真人秀《顶级射手》。她带来的《那个毁了我们的女人》,讨论现在越来越常见的更替身体器官的伦理问题。新时代里,人们通过深度脑刺激就可以快速升级自己,但有一定概率丧失本性。黄士芬进而叩问:大脑深度植入物,会抹除我们人格中的核心部分吗?我们到底该如何定义自我?

  有趣的是,本书还收录了一篇中篇绘本小说,来自克利福德·约翰逊的《革命》。约翰逊是英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2005年就因研究时空本质而获得麦克斯韦奖。很难想象,这样的资深自然科学家,竟然还画科幻绘本。《革命》讲述了一个奇特的故事,人工智能AI要造反——这似乎已是AI的通病——但这次AI的背后,却出现了更高级的生命体……一个令人脑洞大开、思之悚然的非典型性AI作品。其实,约翰逊一直致力于把科学传播给大众,2017年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就出版过他自写自画的科普著作《对话:关于宇宙本质的交谈》。

  会出现这样一本与众不同的书,是源于《麻省理工科技评论》的同名附刊“十二个明天”。

  作为纯学术的期刊,《评论》也希望让普通读者受益。因此聘请韦德·劳什任编辑,从2011年开始设立“十二个明天”专刊,每一期都邀请才华横溢的科幻作家进行创作,围绕当今最重要的新兴科技(就是《麻省理工科技评论》正刊中登载的那些新发明)。劳什是一位浸润科技界三十余年的资深科技记者。他主导的附刊,再次提出了“硬”科幻的主旨,强调不要那种好莱坞惯常的空想式科幻作品,不能有龙或魔法,而是基于当今科技发展和应用科学研究的“硬”派小说。这个“硬”不是“生硬”,而是对书中科幻因素有着详尽而科学的描述。劳什要求更进一步,小说的设定要严格基于当下已有的科学技术,所提及的所有场景不会超出已知的或是可实现的科学领域。

  可以说,劳什提出的是紧贴现实科技的科幻写作,更关注现实的变化。科幻中有未来、古代、近未来的分支,“十二个明天”附刊所倡导的是比近未来更接近当下的思考。本书就是该附刊第五本结集出版的作品,把“硬科幻”的魅力展现到极致。

  韦德·劳什执着于“硬”科技,当然还有自己的野心。如果说艾萨克·阿西莫夫、罗伯特·海因莱因和亚瑟·克拉克代表着硬科幻的“黄金时代”,那么劳什的目标就是“重塑这艘硬科幻飞船最好的部分(严格而可靠的科学设定),而又不会把最坏的部分带回来(比如典型的以美国为中心、性格板肃的男主角)”。

  本书还有一个亮点,就是邀请一些专家跨界解读这十二篇作品。有来自科技界、科幻界、传媒界的韩松、吴甘沙、尹烨、余晨、周涛等,还有人工智能界的“扛把子”微软小冰。出版方邀请台湾插画师根据小说内容创作图画,再通过后台输入,小冰就有感而发写诗解读啦。别看不起小冰,她可是有超强在线学习功能的,之前就出版过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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