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 池田恒峰娱乐大作:青春年华良师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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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 池田恒峰娱乐大作:青春年华良师益友

发布时间:2018-10-07 16:2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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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我看到了另一种师生的关系,就是在学术上拉帮结派。古谚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很好。

  池田大作:日本文豪岛崎藤村是我从年轻时就爱读的,当作思索的粮食,他说过:“我们的生涯是我们很早的出发点决定的。心地温柔、多愁善感的青春时代我们一旦实行的方针左右我们的生涯。”

  听说王蒙先生创作活动的出发点是小学时代写的长作文被恩师华霞菱老师表扬,受到了很大鼓励。

  后来王蒙先生成为代表中国的作家,发表了《华老师,你在哪儿?》一文,而且在担任文化部部长的时代实现了再会。这正是“不忘师”,令人感动。

  王 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华霞菱老师去了台湾,从事国文(中文)教育。我1993年也曾到华老师在台北的府上拜访。我永远不会忘记华老师的教导。

  池田大作:我也难忘小学时给我们读故事的老师,表扬作文鼓励我的老师,战后不久在勤工俭学的夜校像亲人一样嘘寒问暖的老师。

  后来我到恩师户田城圣经营的出版社当少年杂志的主编,一天天拚命奔走,“把伟大的梦送给”孩子们。向著名作家们约稿,同时自己也撰写文章。户田先生“写、写、写”的熏陶都成为宝贵的历史。

  王 蒙:池田先生的著作,第一我看过,第二但是我不能说我全部都看过,因为池田先生的著作也非常多,言论也非常多,有的我就兴趣比较大一点。

  池田先生有些著作在中国的书业里,卖书的肯定把它归为励志类。中国书业分多少种的,是不是呀?这叫励志类。畅销书中有的是情爱小说,有的是解密,称为“爆料”的,那么会长的书籍是属于励志类,所以他很正面,这个是不容易的。

  唐诗人韩愈强调:“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宋学祖师周敦颐说:“或问曰,曷为天下善,曰师。恒峰娱乐”

  师弟是无限的向上与创造之道。这当中不就有自古中国文化和佛法所共同指示的生活方式吗?师弟之道据说在当今社会日益淡薄了,您怎样考虑呢?

  王 蒙:在中国我看到了另一种师生的关系,就是在学术上拉帮结派。古谚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很好。再有一个问题是,社会发展越来越快,就像手机一样日新月异,飞速更新,人们有一种浮躁心态。但是也要看到,在剧变中也有不变的东西,例如道德,例如价值,例如操守,我们在剧变中仍然应该尊师重道,而不是数典忘祖。

  孔子和弟子们,释尊和弟子们,苏格拉底、柏拉图和弟子们,他们的真理探究不是单纯在理论上,而是从整个人格启发进行的人的探究。师开拓这种倾注整个人格的真理探究与实践的道路,弟子予以继承发展。而且,不要忽略这已成为文学、哲学、艺术、科学兴隆以及社会变革的巨大动力的历史。

  本来的师弟不是拉帮结派或帮伙师徒。师弟不是私利私欲或利害关系,而是人生得正确的要谛。

  听说王蒙先生小时候很早就在故乡北京参加革命运动,看到社会的矛盾,吸收了很多思想。

  青年当时的环境跟今天不一样,但任何时代,青年都具有使命,关注社会,学习社会,怀抱巨大的理想投身于社会。因为建设未来社会的是青年。

  王 蒙:关心社会,关心国家,当然是无疑问的。同时,青春是学习的时期,总要有真的学识与本领,才能对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

  池田大作:听说2013年9月到10月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青春万岁王蒙文学六十年展》,盛况空前。

  十九岁时的名著《青春万岁》是王蒙先生留下伟大足迹的文学活动的象征,我深有感触。

  朝气蓬勃的青春生命孕育一辈子的创造种子。在青春的生命中种植什么样的种子呢?对什么充满热情呢?由此决定一生。

  其实,十九岁也是我人生的关键时刻。在战后的混乱时期,我初次遇见人生之师户田城圣先生,以此为契机,投身于以和平为目标的民众运动。

  也由于国家神道成为军国主义的帮凶,年轻的我对宗教抱有怀疑,但户田先生被军政府迫害,坐过两年牢,仍坚持和平信念,这种人格强烈地吸引我“他值得信赖”。

  虽然曲折,但作为弟子,沿着和平、文化、教育的道路勇往直前的人生丝毫无悔。师弟如今也继续在心中对话。

  古今东西,青春的赞歌是文学的一大主题。一言以蔽之,那赞歌就是“青春万岁”。

  “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

  青春有纯粹的热情和努力。青春洋溢生命力,把烦恼、痛苦全变成向上的粮食。青春是人生灿烂的黄金时代,青年是社会和世界最珍贵的宝贝。

  哪怕青春里劳苦与挫折接连不断,也全都有意义。正因为有青春时代的苦战奋斗,人生才获得胜利,在人生的最后一章里能呼喊青春万岁!这里也有真正的幸福和真正的人的道路。

  《青春万岁》描写了新中国成立不久北京女高中生们遇见各种各样的人,在烦恼中茁壮成长的青春群像。

  《青春万岁(60周年纪念版)》 王蒙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年5月北京第1版

  王 蒙:我的年轻岁月恰逢旧中国的逝去与新中国的成立。青年人怀着凯歌行进的心情来欢呼雀跃,每个人都勾画着最为美好的前景。如前面所说,我们的童年时期是在战乱之中度过的,我们渴望着国家的振兴,社会的合理与有序,政治的清明,和平的经济建设,当然也渴望着自身能有所作为,能对国家人民有所贡献。我们把这一切希望寄托在新中国上了,而且我已经感觉到这种单纯、浪漫、热烈的青春岁月并不会延续很久,我应该把我的无限珍贵的青春记忆写下来。

  青春美丽而宝贵。青春值得重温,人只要是活着,就应该呼唤自己的青春活力。同时青春毕竟还太冲动,太不成熟,青春时期人会犯各式各样的错误。告别青春不是告别青春的活力,而是告别青春的幼稚、简单、感情用事。

  我在处女作《青春万岁》中热情地歌颂了青春。但是看看我上世纪末写的《季节》系列与最近发表的《闷与狂》,则增加了一些对于青春的反思。在一次对于我的创作讨论会上,我听到了一位教授列举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对于青春的批评,他认为青春易于被煽惑,易于感情用事与走极端,显然,他的说法也令人很受教益。

  池田大作:把青春的能量用在哪里很重要啊。大概从这一意义也可以说,有良师的青春是幸福的。而且,没有挑战的青春也没有生命的跃动和喜悦。心也未老先衰。相反,有的人上了年纪增加成熟,心朝气蓬勃。人生要能说,“一辈子青春万岁”。

  《青春万岁》里登场的女学生郑波为人善良,决心好好活,干一番大事业,报答辛辛苦苦养育她的母亲,

  我总是告诉我创办的创价学园、创价大学、美国创价大学的学生们,不忘记孝顺父母的人是真正受过教育的人。我认为“孝顺”在现代也是重要的生活方式。

  王 蒙:是的,从古代起,中国人的逻辑是,孝敬是人的天性,培育与强化这种天性,也就是培养与强化人的自然而然的爱心,尊敬长上的秩序之心、感恩之心、义务责任之心,它的意义大大超过了孝顺本身的含义。当然,正如老子所说:“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说得太多太夸张了,也会出现作伪与作秀,例如《二十四孝》上的某些夸大其词的孝顺故事,鲁迅先生对此也作过严厉的批评。

  池田大作:孝行不是盲目地服从父母,特别是父母有错,反倒是孩子引导父母,这才是真正的孝行。

  《法华经妙庄王本事品第二十七》中有两个王子的逸话,他们用自己的成长感动邪见的父亲,把他引上正确的教义。其实,中国佛教家天台大师智凯曾论说他们是由于过去世的缘成为父子的。

  日莲大圣人明示了立于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生命观上的真正的孝养状态,并教导父子共同走正确的人生之路。

  青春时代如何决定去向是《青春万岁》的一个主题。去向与怎样度过人生相重,所以在青春里也是特别重要的选择吧。

  即使不能如愿,也不贬低自己,羡慕别人,而是在自己的道路上发现使命,在自己所在的地方按照自己的方式为人类做贡献。创造价值不就是青春的道路吗?

  王蒙先生也充满建设祖国的热情,当初立志当建筑工程师,但被交给了其他的重要任务,只好放弃了。

  王 蒙:是啊,年轻的时候我想当建筑师,后来还想到交通运输行业中做事,后来写起了小说,这说明生活的领域还是很辽阔的,我感谢命运给我提供的这么多爱好和道路。

  每个人的生活道路都是各有特点的,有的人一下子获得了从事自己喜爱的职业的条件,这太幸福,太幸福了也会有平淡感或者缩小了自己的经验与关注的领域,有时候不得不不断地调整自己的爱好与生活方式。例如鲁迅先生,本来到日本是去学医,后来他走上了文学写作的道路,每个人只能以自己的方式来安排自己,来适应环境,或者回应挑战,克服障碍。问题在于理想至上与实事求是上的平衡,失落理想是可悲的,理想与现实脱节,搞得自己碰壁受挫,头破血流,也是可悲的吧。

  池田大作:去向或就职的选择每个人情况各异。但是我认为,构成其根本的人生目的观很重要。

  我本身以前做过很多种工作。我讲过少年时代帮家里养殖制作紫菜,此外还送过报。在送报的过程中产生了舞文弄墨的志向,但现实是战时战后在铁工厂、印刷厂、工业会做工。后来进了恩师户田先生的出版社,当少年杂志的编辑,以为靠近了文笔志向,事业却由于战后经济混乱陷入了困境。户田先生着手金融业,我又向这个最怵头的工作挑战。

  我的骄傲是从事哪个工作都全力以赴。现在可以说,那一个个经验不是徒劳无益的,全都很有用。

  如果把得到特定的地位、境遇、职业当作目的,那么,得不到也许就会是挫折。但是,即使从事不理想的工作也付出努力,从中发现生存的意义,喜欢起那个工作,最终变成最好的改行,这种故事也很多。也有在工作中充分发挥就业受挫的体验的。

  总之,不论定下怎样的去向,其根干要具有为和平、为人们、为社会做贡献的巨大的目的观,人生才充实、向上,以至创造价值。

  例如女学生郑波是一个认真、努力的人,好友蔷云热情而勇敢,性格不同的两个人互相很了解,关系好,同志式的友情清纯感人。

  另外,优秀的女学生李春怀抱崇高的理想努力学习,有一种脱离朋友、脱离大家的孤立倾向。

  老师告诫她:“你绝不能只关心分数,不关心灵魂;只关心自己,不关心大家。”

  李春经历了种种坎坷,毕业时说:“我过去是太骄傲,太狭隘了,我要和同学们一起前进。”

  对于学生来说,学历、学力当然很重要,而能够超越利害、共同成长的纯粹的青春友情是一生的财富。另一方面,年轻一代烦恼多的也是人际关系。

  王 蒙:我比较早地参加了青年工作,我的比较外向的爱说、爱交谈、爱学习的性格也决定了我的生活道路,我从很小就注意与朋友们在一起。当年新中国所提倡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还是有很大作用的,我在这样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中得到了很多好处,例如学会了不但要考虑自己的要求与情绪,还要考虑他人的要求与情绪,人不能妄自尊大,人应该尊重与理解他人等。

  池田大作:愿意倾听、理解与不同的他人的想法,这种姿态在构筑与他人“共生”的人生态度上面是不可或缺的。

  日莲佛法说:“人向镜中礼拜时,则镜中之影又向己礼拜矣。”这一原理是尊重对方的心使自己发光,对方也相应产生尊重之心。

  真正的友情产生于坦率的对话、共同劳苦以及承认别人的人格,关系到人生喜悦和提高自己。

  友情也是中国文学的主题之一。唐诗中随处可见,讴歌那种不被岁月、境遇、距离等左右的崇高友情。

  还有王维为阿倍仲麻吕写道:“我无尔诈,尔无我虞。彼以好来,废关弛禁。上敷文教,虚至实归。故人民杂居,往来如市。”这是超越国家的友情的光辉实例。

  王 蒙:这是一个很好的话题。令人惊异的是,中国古代讲“五伦”,即五种最重要最亲密的人际关系: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朋友。可以看到中国人对于朋友关系的重视与珍惜。

  中国文学中有许多记述朋友关系的作品,例如杜甫写李白的诗:“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何等感人。“俞伯牙摔琴谢知音”的故事也感人肺腑。到现在中国人将好朋友称为“知音”,就是一个朋友能精准地了解你演奏的乐曲。有时我们又称知音为知己。鲁迅写过何瓦琴的句子“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人们也乐于谈论民国早年大学者王国维的自杀,认为陈寅恪先生对王国维自杀的解释应算是王国维的知音、知己。

  这样的朋友观念是很有价值的,这样的朋友观与慈悲观、爱心观、亲民观也是相通的。

  池田大作:佛法说的“慈悲”,语源上溯到巴利语、梵语,“慈”有“真实的友情”,“悲”有“和善”等意思。

  释尊甚至说,有善友是佛道圆满。可见在人的提高上多么重视善友带来的启发、跟善友的切磋琢磨。

  而且日莲佛法说:“喜者,自他共喜也。”“自他共有智慧与慈悲,是云喜也。”促使跟别人、善友共同培养智慧与慈悲、共同提高的“喜”的人生。

  好像一个人就没有人际关系的麻烦,自由自在,但没有启发自己的善友,其实失掉了成长的机会,是人生的一大损失。青年应寻求好的友情,和别人携手共进。

  “青春”的价值越大,助其成长的“教育”价值也越大。因而,“青春万岁”也包含对教育的赞歌“教育万岁”。教育是神圣的事业。

  《青春万岁》里女学生郑波怀抱的教育工作者使命被大力歌颂。做一个教师,敲钟唤醒青春的心!

  《青春万岁》还写道,不只是知识,教育工作者对于学生的精神和身体的成长也是第一个负责者。爱孩子胜过爱自己,爱护他们,指引他们。对此我很有同感。

  创价学会第一代会长、创价教育创始人牧口常三郎先生强调:“教育是人生最困难的技术和艺术,除非有最优秀的人才,否则无法成功。”教育是如此深奥的,教育的深度决定社会精神性的深度,文化的深度。教育是社会发展的基础。

  王 蒙:我在现今的首都师范大学执教时的许多学生至今仍然与我有友谊的联系,例如冯立三先生等。有更多的与青年人接触切磋的机会,是一件好事情。

  在中国有许多学者认为日本的成功首先是教育的成功。教育的成功离不开教师的人格与学识的完整,更离不开社会环境的优化。至少从事教育事业的人们应该对自己有一个比较崇高与全面的要求。从先秦到今天,人们相信“身教重于言教”,我想这是有道理的。

  日中邦交正常化之后,创价大学1975年接收了中国第一批公费留学生,教日语的学科由人品和教学法最好的老师担任,也包括生活方面,以日中友好之心亲如骨肉地照顾,指导学习。从创价大学起飞的中国留学生如今大显身手,如程永华驻日大使,令我感到无比欣慰。

  我坚信,不断地进行这样的教育交流、青年交流,就将造就贡献于永久和平与安定的人才。

  王 蒙:我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非常明显,就是中国和日本这两个近邻的国家还需要有更多的相互了解,对彼此的社会情况,对各自所面临的问题,还有很大的空间能够了解得更多。因为中国和日本一方面,光从面孔上看,也看不出有多大区别的,甚至于看文字,日本的片假名、平假名也还看到一些汉字,而且有些字的用法,各有各的特点,却又有共同的理解。这对于了解两国文化的异同,也是极有趣味的。

  但是另一方面,又在社会规范和思维模式有相当的距离,所以互相留学这事我觉得是非常好。当然有创价学会推动的。另外就是从整个日本社会、中国社会来说,包括留学生的交流、游客的交流、文艺工作者、作家的交流都是令人非常高兴的事情。

  我坚信从创价学会和池田名誉会长来说,他们希望中日两国有更好的交流,更多的相互理解,在更多的领域有很好的合作,这样一个用意、这样一个动机,是无可怀疑的。而且这一点和我个人的想法也是一样的。

  至于青年交流更是我所希望的,我们谈留学生的时候也已经谈过,这一点呢,我看包括中国大陆的主流媒体,他们的提法也是这样。

  池田大作:就说2014年5月,创价学会的日中友好青年交流团访问中国,会见了全青联、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化力研究中心的诸位,还参加了南开大学、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举办的论坛,得到了非常有意义的机会,我从心里表示感谢。

  秋11月,又有全青联代表们访问东京、四国、关西岛,在各地烙印了宏伟的友好历史。而且第二年,2015年6月也有学会青年交流团访问北京、天津、延边、大连。

  全青联和学会青年部的交流已超过三十年。年轻一代要借助青年的交流开创日中友好新时代的愿望令我感到非常高兴。

  诗人、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讴歌:“地球运行是永远的前进,没有回头的可能。”“我们只能向前开辟创造,没有什么可复。”

  我们希望和中国的先生们一道,为日中友好,为青年,继续进行和平与教育的价值创造。

  王 蒙:我想说的是,青春转瞬即逝,长大了以后会做到许多青年时代做不到的事,青春不应该过于急躁,但是,长大了以后能做到的事却很难包括那些只有青春时期能做到的事。我已经写作了六十年,但是《青春万岁》是只有十九岁时才能出来的作品。青春与成年,互不取代,青春应该做应该做的一切事,这就叫莫负青春。

  顺便我说明一下,2013年在北京的国家博物馆举行的我的六十年生活与创作展览,名为“青春万岁”,是指我至今仍然保持着某种青春的精神与活力。当然,“青春万岁”四个字,来自我的同名小说。但展览的内容,并不是以该书为中心。我仍然感谢您对此书的关注,谢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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